“政府有责任让每个人拥有住房条件，但是没有满足每个人占有房产的欲望的义务。怎么办？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日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茅于轼先生向来标榜自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学者。但是，从他的一系列主张看，他并没有为穷人们办多少好事。在廉租房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这些年来，房产价格畸高不下，造成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为此人们把住房和医疗、教育问题称为“新的三坐大山。”为解决这一问题，处于两难中的政府，一方面企图保护房地产业的繁荣，一方面又想让中低收入者买的起房，于是出台了由政府支付一部分成本的“经济实用房”政策。
经济实用房政策，在市场条件下也不失为国家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一个办法，毕竟“住有所居”也是党和政府对国民的庄严承诺。当然，这一政策和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僧多肉少”出现了分配中的新的不公平，有的高收入者也冒充低收入者购买经济实用房，等等。但，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房屋增量，以及公民收入更准确的界定等有效方法加于解决和完善。而绝不能因噎废食。
但是，我们看到茅于轼先生借口经济实用房中出现的问题，对经济实用房政策一直耿耿于怀。他说；“国家建设经济适用房，是在变相的破坏房地产市场。市场是要公平竞争，现在来了一批经济适用房，它不是按照市场规则买卖的，因为房地产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存在，不应该有商品房一平方米一万元，而经济适用房一平方米三千元的格局出现。”在这里，茅于轼先生拿“市场”说事，指责政府干扰了自由市场，其实是要政府放弃帮助国民“住有所居”的努力。这就是在“帮穷人做事”吗？
那么， 茅于轼先生想怎么样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呢？他主张停止经济实用房，只搞廉租房。他说：“中低收入人群(着重于低收入人群)，可以通过申请廉租房的方式，得到政府的住房保障，不会因没有“钱”而夜宿街头。”他主张“再过二十年，再搞经济适用房，那才是发展经济适用房比较好的时候。”很明显，茅于轼先生只搞廉租房，一下子就缩小了政府帮补的范围，把中等收入者抛除在外了。
其实，即使缩小政府帮助范围也无妨，但茅于轼先生廉租房“是应该没有厕所，只有公共厕所”的主张，是不是就显得太缺德了吧？穷人居住的房子就不配有个厕所吗？有经济学家说“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那么穷人的居所，连个厕所都没有，这又算什么标准？
更让忠言百思不解的是，茅于轼先生对廉租房的概念是否弄明白了？如果连廉租房的概念都搞不明白，还大谈廉租房，是不是让人贻笑大方？所谓廉租房是什么概念？忠言不妨给茅于轼这个大经济学家上上课，廉租房就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的分配形式以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我国的廉租房只租不售，出租给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者。
很明显，廉租房顾名思义就是只租不售。这一点，我想茅于轼先生不会不明白，不过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需要明白的时候明白，需要糊涂的时候糊涂。在他主张取消经济实用房的时候，他是明白的，因为他认为低收入者就不该有自己的房产，只配住不属于自己的廉租房。在他主张盖廉租房的时候他是糊涂的，他害怕有钱人也来“买”廉租房，所以他要求廉租房“不应该有厕所，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呢。”
这，就是号称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他担心有钱人来抢买廉租房是假，让穷人房屋没有厕所才是真。在他的眼中，穷人居住的房屋就不配有厕所，要与富人有区别，不然穷人房间也有厕所跟富人还有什么区别呢？呜呼哀哉！中国有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究竟是荣耀还是悲哀？！
怪不的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刘革新委员义愤填膺地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不过，以忠言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岂止是判断不行？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如果全国公投淘汰“主流经济学家”，我会坚定不移地为茅于轼先生投上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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